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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创成功在于 “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

2020-10-16 14:45:20 浏览: 25 作者: 一剑光阴
摘要: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全市仅有2名有职称的技术人员,40年后,深圳科技大军人数超过200万。长期以来,深圳缺乏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但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五项核心指标已经位居全国第一。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土壤上,深圳如何成长为高科技之城?在这一……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全市仅有2名有职称的技术人员,40年后,深圳科技大军人数超过200万。

长期以来,深圳缺乏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但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五项核心指标已经位居全国第一。

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土壤上,深圳如何成长为高科技之城?在这一奇迹的背后,如何总结深圳的创新模式或创新密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巡视员陈少兵,他曾任深圳科技局官员,多年从事科技管理方面的研究和相关工作,并长期跟踪研究美国、日本、以色列、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情况。

在陈少兵看来,深圳取得的科技成就,很大程度在于开创了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几种科技创新模式——并非以大学、科研所为中心,而是以企业为核心,而企业背后凝聚的是全国的科技力量。

陈少兵认为,深圳应该继续加强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聚合模式,未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有必要也有潜力再上一个台阶。

他表示,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长期成为世界一流城市,要支撑如此宏大的叙事,一定需要有世界一流的产业来支撑,而唯有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承担得起这一重任。

“集中力量办大事”

《21世纪》:特区40年,在科技创新方面,你认为深圳做出了哪些无可替代的探索和实践?

陈少兵:这40年,到底什么是深圳完全靠自己独创且又影响巨大的,体现出唯一性、独特性、无可替代性的贡献?我认为是深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技发展模式。

世界范围内有三种科技创新模式: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创新模式;第二是苏联的以科研所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模式;第三是以日韩为代表的大企业或集团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则开创了一个全新模式,以前我们叫“拿来主义”,现在称为“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更符合实际,即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科技要素,为我所用。它是市场化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作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市场化构成了这种模式的核心。

因为体制机制的灵活,全国积累了几十年的科技资源、科技要素被吸引到深圳,让科技成果在这里长成参天大树并形成森林,集中爆发出创新的活力。

《21世纪》:深圳的科技创新有“四个90%”的说法,即“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所以为什么不能将深圳归类为以日韩为代表的“大企业或集团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模式?

陈少兵:日韩的大企业,从基础研究到最后产品推向市场,整个创新链是由自己承担的。相比之下,深圳的基础研究很大程度依靠了全国各省市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用它们的知识来支撑我们的科技创新。

深圳的很多企业,它们的基础科学工作是在其他省市发源的,比如第一个适合于黄种人的α1b干扰素、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等。深圳称得上是一片把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的沃土,包括华为、中兴、科兴等企业,早期都大量采用了来自于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

《21世纪》:按照传统对创新的解释,一个城市拥有的创新资源的规模,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等,它们决定了创新的结果,但早期的深圳,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占优。你如何看待,深圳并没有很好的科技基础,但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陈少兵:科技资源是一种不均衡的资源,在某个地方富集之后就很难迁移。科学研究是讲生态的,但科技创新不一定。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创新往往是偶然的、蛙跳式的,不存在生态好了它才创造出来,而且恰恰相反,创新往往是在生态不全的时候发展起来。

深圳自己就是鲜活的例子,深圳的科技创新就是在没有形成完善生态的时候萌发的,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高科技产业中心。并且,深圳并没有很好的科技基础,但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恰恰也证明了“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的有效性,基础研究和科技产业,在地理上是可以分隔的。

高科技产业比重有较大提升空间

《21世纪》:深圳的创新发展到当前阶段,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于:除了要产业化,也要加强基础研究的短板,包括办大学、科研院所等,这是否意味着,“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只是此前的阶段性产物?

陈少兵:加强基础研究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有持续性的科技投入、人才团队与项目支撑等。对于深圳而言,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以开放的心态,集采各家之长,继续发挥深圳将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的优势。

很大程度上,尤其是放到全国的范围来看,我认为基础研究的短板,并没有真正成为影响深圳的一个问题。除了“补短”,深圳可以更多地“扬长”。

《21世纪》:那么你认为,深圳在科创方面需要注意或加强的是哪些方面?

陈少兵: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深圳作为创新型城市,并且人口结构年轻化,照理说应该聚集了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但深圳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北上广等城市仍有一定差距。

第二个方面,深圳的科技竞争力毋庸置疑。但我们看2019年的数据,在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9230.85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4%。

再对比2010年的情况,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3058.85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约为32%。尽管近十年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但在GDP中的占比提升并不显著。

参照美国、以色列等科技中心,硅谷科技产业占GDP的比重在60%以上。相比之下,深圳的高科技产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1世纪》:深圳当前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于深圳未来的科创发展,你有何判断或建议?

陈少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城市,支撑如此宏大的叙事,一定需要有世界一流的产业来支撑。深圳目前有四大支柱产业,但只可能是高新技术产业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在区域科技治理体系的构建上,深圳有必要为全国做示范,以面向未来、面向前沿的思路完善区域科技治理体系,率先探索出一个可复制、可借鉴的模式,丰富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内涵。

而高科技经济很大程度是人才经济。科技治理体系的核心之一,就是人才要素如何更好地聚集。人才问题仍然是深圳的短板。尽管最近几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很迅速,但如果确定了要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还需要更细致地审视人才的专业结构是否与产业的发展相匹配,对于人才的评判也需要更加专业化、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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